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
中医科学化
政治文化
中医学术转型
摘要：
肇自20世纪30年代的“中医科学化”论争,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命题。时至今日,“中医是不是科学”的相关话题,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西医结合”作为“中医科学化”论域中的子命题,同样充满争议。实际上,“中西医结合”是一桩未被彻底解决的历史疑案,学术界对“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结合”的理解言人人殊,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群体体悟各不相同,进而成为纷争的根源。另一方面,长久以来,“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历程未得到明晰的、多向度的完整梳理,遗留的历史疑窦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误读。回归历史现场,重新整理、书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历程,了解不同时期“中西医结合”的指向与流变,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医学界早期探索“中西医结合”的经过,展示“中西医结合”的成功经验与范式生成,有裨于进一步理解“中西医结合”的历史真相。
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文教大会,提出“中西医合作”的指导方针,进而形成“中西医合作”而“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政策逻辑,成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制定中医政策与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依据。这是一次发生在医学领域、“自上而下”的政治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医学界早期的交互事件之一。
在边区政府的号召下,中、西医组织创办医药合作社,共同为边区、辖区军民提供医疗服务。为解决边区医疗资源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中、西医联合开展防疫工作,收效显著。各分区设立的中西医药研究会,是加强中、西医合作的学术组织,也是协助边区政府管理卫生工作的重要机构。为充分调用边区的中医人力资源,边区政府普遍开设主修防疫知识的短期中医训练班,培训后的中医业者承担了相当程度的防疫任务。中医的知识资源也引起重视。鲁之俊和朱琏致力于针灸推广工作,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根据地和军队的医疗需求。解放战争期间,大部分医务技术干部随军开赴其他解放区,“中西医合作”成为各个解放区和部队推展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有效缓解军民的医疗需求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这些“中西医合作”的尝试与实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解放前夕,中医的前程问题再次引起医学界的广泛热议。医学界一致赞同由中、西医双方共同整理、研究中医学术,反对祝味菊等人“中西医混合治疗”的方案,提倡“双重诊断、一种疗法”。另一方面,医学界普遍要求开展中医业者的业务培训及资格审核工作,也对“中医西化”保持高度警惕。论争中,医学界提出运用“辩证法”改进中医学术的设想。实际上,这仍是一次关于“中医科学化”的讨论,讨论结果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卫生当局制定、调整中医政策的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不同程度地吸收延安时期的制度传统与医学界的思想精粹,形成以“团结中西医”而“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政策。中医进修工作是贯彻中医政策的主要措施,受到中医界的欢迎。参与进修的中医业者,掌握了一定的防疫知识与西医技术,有效缓解国初医疗资源紧缺的窘境。延安时期的医药合作社和中西医药研究会,在新中国成立后,以联合诊所和医务工作者协会的形式留存,成为联结中西医关系、促成合作的重要机构。这些做法基本符合最初的政策设计与预期。
1951-1953年,卫生部一系列拟将中医行业纳入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举措,取缔了大量不符要求的中医,加重地方的医疗工作压力,导致严重的民生问题,也暴漏“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文化的“主导叙事”对新兴独立国家的负面影响,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卫生部废除前此过于严苛的法规、条例,给予中医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承认中医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合法性。重新制定后的中医政策,仍未彻底解决中医的主体性与理论合法性缺位的问题。
中医工作调整后,“西医学习中医”被视为贯彻中医政策的重要举措。作为重点示范的中医研究院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受到卫生部高度重视。在卫生部领导下,中医研究院选拔84名青年西医参与学习,又征聘30余名资深中医充任师资。经过2年半的学习,76名学员顺利毕业。由卫生部党组起草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报送中共中央并得到认可后,“西医学习中医”成为群众运动,在各地广泛开展。
随着“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深入,卫生当局引导医学界转向“中西医结合”实践。起初,医学界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活动普遍专注于发掘中医的经验性知识。经历了1957年上半年的“鸣放”与下半年的“整风”运动,加上外界舆论的支持,中医理论的合法性与重要性终于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同。除外“专病专方”的经验性知识发掘与研究,“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成为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另一主要方式,并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在此期间,中医获得了主体性与理论合法性。
“大跃进”末期,卫生部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发展医学科学的指导方针而提出“快速综合疗法”,不遂。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卫生部要求医学科学重回实证主义道路。受此影响,中医界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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