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当代文学   城市叙述   文化思想   意识形态  

摘要： 本文以“文学中的城市”为方法，探讨1950至1970年代这段社会主义时期文学中的城市叙述问题，并借此展开对“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文化危机及现代性困境的探索。\n 在195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通过讨论“进城”及其文学表述的问题来呈现城乡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城市”的意义。其间，“堕落干部”的进城故事所展开的“进城”冲突与改造焦虑的问题，呈现了“从乡村到城市”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命题，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遭遇城市“市民社会”的理论难题。而“农民进城”与城市想象则通过乡村伦理的坚守、浪漫主义的城市批判，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选择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形构”社会主义城市的意义，并由此彰显彼时的意识形态症候。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城市攻占的意义不仅意味着政权的更迭，更意味着阶级的解放。在这种解放的叙述中，“改造龙须沟”、“改造妓女”及建设“工人新村”都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改造及其文学叙述的现代意义。同样，无论是从“营业舞厅”到“机关舞会”，还是“街道”的美学变化，抑或是从“无轨电车”到“火车”的空间转换，“消费城市的空间变革”都显现了社会主义城市的精神面貌，尽管其中消费的空间始终阴魂不散。在革命宏大话语的裂隙中，城市“消费主义”残余依然猖獗，给“革命之后”的城市日常生活带来了莫大的焦虑。革命年代的“上海姑娘”形象，体现出革命意识形态表述与城市摩登记忆的复杂纠结;而《上海的早晨》等社会主义改造的经典文本，也出人意料地呈现着城市物质主义的叙述;作为“消费城市”的衍生物，《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作品中所张扬的城市日常生活和市民社会的消费记忆，也严重地干扰了意识形态的达成。最后，这种堕落的“消费城市”不得不通过“生产城市”的文学建构而得以救赎。从“消费的贬抑”到“机械的赞颂”，工业题材文学成为社会主义城市书写的理想方式。在此，工业“风景”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得到了张扬，而“激情”与“理性”的冲突也成为彼时的主要矛盾。\n 总之，论文通过考察“社会主义文学”与“城市”这个资本主义“场域”之间冲突、顺应、分野的意识形态聚合过程，来探求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的文学表达。尽管在这种表达背后，暗藏着“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内在焦虑，但却是从中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遗产和教训的绝佳视角。

关键词： 泰国小说   创作风格   中国形象   艺术价值  

摘要：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有各自风土人情，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个国家各方面有了具体的感知和认识之后会形成总体印象，而在形成的过程中也会受内外因素所影响。因此，本论文首先从第一章概述了泰国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武侠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以及泰华文学的接纳，使泰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历史性的中国有所认知而产生基础印象的认同;第二章涉及到中泰两国的历史与现实关系，对当时泰国作家创作作品所带来的影响，在1938年銮披汶发动政变并出任总理后，在政府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使得泰国文艺创作以及华人所受到了影响以及限制;第三章根据前两章对泰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影响的主要两种因素，以十部泰文小说文本为基础，解读了不同时代的中国国家和人民形象并进行归纳总结:1931-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内外交困，是辉煌废墟的形象;1949-1975年中泰起伏之交泰国人眼中的中国是恶魔之国、无情的人民，在泰国的华人是二等公民;1975年中泰建交之后，由于两国官方关系的改善，同时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进步发展和成功华商们的中华传统美德是值得泰国人为之学习的。

关键词： 现代都市文学   街道体验   家庭景观   穆时英   张爱玲  

摘要： 本文在梳理现代都市文学与海派文学关系的基础上，以“街道体验”与“家庭景观”为切入点，找到穆时英和张爱玲两个以海派文学发展为依托并有着内在联系的闪光点，探讨其相似性以及与各自创作的关系，发掘相似的经历给他们相似的都市感觉的可能性。穆时英的小说中的“街道体验”描写与张爱玲小说中的“家庭景观”描写，是两位作家抒写都市情怀的主要方式，另外，穆时英小说中的“家庭景观”与张爱玲小说中的“街道体验”的另类抒写，使都市生活在他们的笔下表现得更为充分和全面。并且，阐述穆时英笔下“街道体验”所要表现的“无家主题”和张爱玲笔下“家庭主题”折射出的末世苍凉。\n 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以都市感觉与文学书写为题，主要梳理城市与文学、城市文学与都市文学、现代都市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关系；第二章以都市空间与世俗百态为题，主要探讨穆时英笔下的“街道经验”与张爱玲笔下的“家庭景观”，以及生活在街道中的寂寞丑角和生活在家庭中的普通市民；第三章以“街道体验”与“家庭景观”为题，主要阐述穆时英小说中的无“家”主题与张爱玲小说中的家庭主题，以及穆时英写家庭和张爱玲写街道的特点。

关键词： 共同点   “史诗性”   创作手段   差异   切入点   价值取向  

摘要： 茅盾和老舍在文学创作观既存在某些相同之处又各自表现出独树一帜的鲜明风格。本文以茅盾的《子夜》和老舍的《四世同堂》为核心进行论证,以对二者都市文学创作观进行综合比较,点出其主要相同及相异之处。

摘要： 1989年，一个十九岁的上海女孩到南方开始了动荡不安的生活，《糖》的故事可以说由此正式开始。棉棉用纤细敏感的神经为我们不厌其烦地讲述了女孩与一个叫赛宁的男孩之间的爱恨纠葛，或许在棉棉这里，我们所能看到的1989年之后的历史就是这对恋人夹杂着暴力、毒品和性的反复分合了，然而，如果将视野放到更为宏阔的国家和世界的层面，我们会发现，差不多同时，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正处于深刻的变动和转折之中，《糖》的故事显然并未超脱于其外。如果我们仍然坚持用“美女作家”等词汇来评价棉棉及已经出版十年的《糖》，就可能轻易地掩盖《糖》和历史之间更为复杂的关联，进而遮蔽重新阐释被划规为“70后”、“80后”写作的一种可能和途径。一、“南方小城”：全球化城市空间的雏形女孩第一次邂逅赛宁是在南方小城的一个酒吧里。棉棉没有说明“南方小城”的具体所指，但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一批经济特区，笼统的“南方”在当时意味着与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和中国与外界接触的重要通道，经由比邻的香港，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源源不断地被输入进来，“酒吧”就是其中之一。正如学者魏若冰所回顾的：“像我一样，很多中国人也是在城市长大，可是1990年代之前他们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城市’这个概念。因为城市文化基本是规范在单位里面，所以那种多样性的城市文化根本不存在。到1990年代初，一大批中国人开始‘下海’自己谋生，不再依赖单位的铁饭碗，整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到一个令人瞩目的程度”①，由于地理区位上的优势，“南方小城”城市文化发达的程度无疑远远超越了一般内地城市，酒吧就是这座“南方小城”城市空间的兴起的一个重要表征。当然，例证并不仅止于酒吧，棉棉曾详细写到女孩和赛宁所在的街道：“我们窗外的街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一条街。街上商店通宵营业，大酒店一家接一家。每当夜晚来临，街上就会出现成群结队的女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她们的目光追随着那一辆辆缓缓过往的汽车……”②这条贩卖着欲望和毒品的街道带着浓重的消费主义气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朔笔下的南方景象的，生猛而鲜活。不过，与王朔相比，棉棉所熟悉也乐于呈现的是一种前卫的生活圈子和形态：由于通行的自由和意识形态的模糊，无数身份混杂的青年在此地生活和居住，他们喝着咖啡，组建着自己的乐队，听着摇滚乐，和恋人同居吵架，甚至吸毒抢劫，某种程度上堪比纽约带有几分地下色彩的暴力街区，这使得“南方小城”与西方文化的附着更为紧密，更显示出与传统森然的政治空间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与海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不仅成为这种西化生活的资源也是这种生活的保障。譬如，女孩和赛宁的生活基本依赖赛宁在日本的母亲的资助，而赛宁的外籍身份则让赛宁一次次在世界各地为女孩带回西方摇滚乐唱片等舶来品。这种全球流动，就像吉登斯所说，预示着“无论好坏与否，我们正在迈入一种全球秩序中，尽管没有人完全理解，但是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在产生影响”③，先行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南方”已经无可避免地卷入这个进程，而文化在其中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文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全球经济伸向世界各地，把市场推广到哪怕是最遥远的区域。凭借文化的服务，那些不满于现实的人，对现实有疑虑的人，还有那些喜爱思考的人的抵抗可以被摧毁、消弭、瓦解。文化就有点儿像今天席卷全球的另一样东西——可卡因。”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糖》中出现最多的西方文化——“摇滚”就深刻介入并改变了一些中国青年的命运。

关键词： 城市   城市文化   两汉魏晋南北朝   文学   乐府   《洛阳伽蓝记》  

摘要： 本文是城市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以城市为视角,以两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为考察对象,阐述了城市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全文主要由上下篇组成,上篇论述城市与文人的关系,下篇分析具体文学作品,共分八章。 第一章叙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的发展历史,分析了我国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政治性始终是其最突出的属性。 第二章探讨了城市与文人活动的关系。城市通过政治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源,文学中心的转移通常是在都城之间流动。从东晋以来,文学重心逐渐从中原转移到了江南。本文分析了城市中的文学集团与文学家族,探讨了文人在城市的生活方式,文人之间的对话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第三章分析了城市生活对文人心态的影响,阐述了城市形象的变迁。城市的兴起是文明的象征,东汉末年政治形势不断恶化,文人与皇权渐渐疏离,纷纷离开都城,自谋出路。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城市形象逐渐堕落。文人在城市中常感焦虑,城市即尘世,充满喧哗与嘈杂,游子视其为他乡,缺乏归属感。寒士在城市饱受冷眼,独自品尝繁华背后的寂凉。 第四章探讨了文人对城市与山林的复杂情感,分析了城市与山林的矛盾与调和。文人对城市的态度是微妙的,他们永远都在江湖与魏阙之间徘徊。体现在空间上,便是在城市与山林之间徘徊。园林的兴起缓解了文人的焦虑,调和了城市与山水的矛盾,朝隐成为诗意无限的生活方式。 第五章论述了京都赋与城市文化的关系。探讨了迁都赋中的长安、洛阳形象,长安突出霸者的风范,洛阳则显出王者的气度。京都赋具有庙堂气息,极力突出帝都凌百王而独高的特色。张衡《二京赋》对世俗生活描绘颇多,显现出了京都赋从宫廷向市井的转变。京都赋的描写逐渐趋于真实,皇居与民居的特色并立。张衡《二京赋》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是作者个人多重人格的显现,也是现实社会的折射。 第六章阐述了乐府诗的城市文化内涵。汉乐府诗全面展现了汉代城市生活状况,在反映城市生活的深度上较京都赋更胜一筹。魏晋乐府多文人作品,展现了贵游子弟快意无比的城市生活。梁陈诗人热衷于长安、洛阳双城意象,《洛阳道》、《长安道》以道路为联结,展现了洛阳、长安的城市风情。梁陈文人重新拼贴了洛阳、长安的影像,建构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形象,也展现了内心隐性的渴望。 第七章论述了吴歌、西曲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吴歌、西曲原是流传于委巷的世俗新声,是城市商业繁荣的产物,以城市为策源地。列为乐官后,成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表演艺术,多在豪门宴享、倡馆酒楼表演。吴歌、西曲可谓是南朝的流行歌曲,其创作具有职业化的特征,多由职业歌伎演唱。吴歌、西曲中女子敢爱但不爱恨,是由其商品性决定的,虽以女子口吻道出,却体现了男性的审美趣味。 第八章阐述了《洛阳伽蓝记》中的城市文化内涵。《洛阳伽蓝记》以记北魏洛阳寺庙为纲,展开对洛阳的全方位描绘,《洛阳伽蓝记》继承了京都赋的语言艺术和主旨。本文分析了《洛阳伽蓝记》中的洛阳形象,洛阳是华夏文明的象征,是帝王之宅、礼仪之邦。洛阳也是众人之城,杨衒之精心刻划了市民群像,表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本文并论述了《洛阳伽蓝记》多维的时空观。

关键词： 《长恨歌》   王安忆   女性文学   城市与怀旧   现代性  

摘要：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九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当代女性写作不可避免地与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相关联。王安忆的《长恨歌》以细腻温婉的鲜明视角表述了女性对城市的深切眷恋之情与怀旧之感，在现代性叙事中拓展了当代女性文学表现空间。

摘要： 直截了当地说，今天所谓的“城市文学”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作家对他们日日厮守休戚与共的城市，有多么的了解和思考之后的“文学”的想象和建构，而是按照某些预设的观念定制和拼凑出来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文学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我们细致地梳理当下的城市文学作品，就会发现这些“文学”的“筑城术”包括：一是沿袭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对抗性思维的现代城市想象。这是当下城市想象中最为老派的一路，翻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老谱。在这里，城市成为文人想象中的“异邦”和“他者”，是他们逃避现实的跳板。城市是过去的、消逝的、美好的乡村田园的敌人和一切罪恶的渊薮。新世纪许多所谓的城市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简单的城乡对峙中去书写城市之罪和人性之恶。二是城市、人和家庭的命运与日常生活被生硬地楔入中国近现代史，文学的城市志成为近现代政治事件史的简单复写，比如葛亮的《朱雀》等。三是将城市描述成为寻欢作乐的场所，或者城市简化为时尚的符号。由时尚元素堆积起来的文学城市营造了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觉，比如郭敬明的《小时代》等。四是沿袭既有的审美惯例，尤其是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城市想象成为中国当下的城市想象，如吴玄的《陌生人》等。和活生生的中国城市比较起来，文学想象的中国城市沦为种种观念覆盖着的“看不见的城市”。极端言之，新世纪城市文学的写作正在成为另一种“政治正确”的翻版。笔者将这样的城市文学命名为一种非“我城”的写作。所谓的非“我城”，就是说作家和他们书写的城市之间没有原发性、原创性的个体、单数、精神意义上的“我”的体验、经验、反思和想象。那么，何为“我城”？从大的方面，思考的是全球化一日千里的时代是否存在差异性的“中国城市”。在这个层面，如果仅仅看中国城市的某些中心商务区建筑景观、大商场奢侈品消费和流行生活方式，也许真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这些城市的表象和浮华之下沉潜着的暗流和幽影恰恰是各各不同的。中国城市在“现代”之前的“前史”，中国城市在“现代”之后的城城差异，这些使得中国城市必然成为与世界不同，自身亦迥异的“我城”。现代中国城市是传统和现代遭遇的产物。相对传统的乡土中国而言，现代都市是一个真正的“异者”。它的独特性在于：它既不是古典时代的“一个政治中心”或者费孝通所说的“以官僚地主和富有士绅为基础的社区”，又不简单是西方殖民化进程中异邦的新城市。中国现代城市成长史有着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有着自身的问题和经验。这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和经验必然会被带入到中国现代城市品格生成之中。再者，就中国内部来看，每个城市又有着自身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和经验，中国城市的差异性大得令人难以想象。比如南京和上海这两座相距仅数百里的城市，精神气质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历史看，上海就没有南京旧都颓废的底子，南京当然也没有上海那么多近代殖民记忆。从现实看，今天的上海俨然是国际大都市，而南京作为城市仍然是不旧不新不城不乡的没落相。这一点从艺术和城市生态构成就可以看出来。南京在艺术展览、演出的规格、艺术沙龙活跃程度乃至场馆设施等方面明显落后上海很多。因此，一定意义上，“上海宝贝”只能是时髦“上海”的“宝贝”。

摘要： 城市文学，望文生义，就是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概念与跟它相对的乡村文学一样，属于一种从文学的题材来对文学加以分类的方法，而不是从写作手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者是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角度来对文学加以分类的方法。各种各样的主义，虽然包含了对文学本身性质的根本看法，但同时也是一整套写作技法的集合。由此看来，城市文学的概念属于一种初级的文学分类方法，而不是比较高级的文学分类方法，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表象，而不是深层次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文学评论界，常常会听到“城市文学”这种提法呢？出现这种现象，肯定有其内在的原因。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城市文学这个名词的出现，往往还伴随着一种呼唤，那就是必须发展城市文学，繁荣城市文学；或者说是一种感叹，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城市文学比不上乡村文学。之所以出现这种呼吁，是跟中国城市化的现状紧密相联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仅为17.9％，到2009年，城镇人口比重已增长到46.6％。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飞速的。但即便如此，中国生活在农村的人口还是占大多数。相比之下，以所谓“城市文学”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农业人口在1910年就只占人口总数的32％，现在只有1.8％。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美国人都生活在城镇中。所以，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些重要的美国当代作家，比如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等，他们并没有自称要写城市文学，他们所拥有的也只有城市文学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的作品自然而然就是写城市生活的。那么，他们有没有“城市文学”这个提法呢？也有，他们叫urban fiction。这个术语是特有所指的，不是指所有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而是指从1970年代开始的一批黑人作家，以都市黑人贫民窟生活为题材写作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艾斯伯格·斯利姆(Iceberg Slim)所写的《皮条客》(Pimp)。中国的情形就不同了。从那些现在年龄五六十岁，名声正处于巅峰的作家的情况来看，许多都出生在农村或小城镇。比如贾平凹出生在陕西省丹凤县，后来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与发表了文学作品，才进入到西安这个大城市。所以他写农村的生活(如他的“商州系列”)写得非常真实，但他在《废都》中所写的生活在大都市中的文人庄之蝶，不管是他对女人的看法，还是他的生活品位，看来看去都是乡下人的。又比如莫言，童年时也在山东高密县务农，参军后才脱离农村，所以他的作品，也是以描写农村生活见长的。还有一批作家也是生长在小城镇，然后才因为教育与写作，进入到大城市的。比如余华童年与青年时代就是生活在浙江的小城市海盐，所以他的许多作品，写的都是小镇上的生活。我们看到，这些作家虽然成年后生活在大城市中，但因为他们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的农村与小城镇生活给他们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们的作品的内容依然主要是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我这样写并没有贬低这一批作家的意思，只是说，他们早年的生活经历，限制了他们创作的题材，使得中国城市文学，不可能在他们手中繁荣起来。

关键词： 城市文明   灵魂   追寻   秋季   中国文学   农业文明   乡村   生活方式   生存空间   人才   工业文明   现代化   外乡人   代名词   城市人   城市带   血流   躯壳   梦幻  

摘要： 作为一种脱离农业文明的、令人向往的现代化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城市自工业文明以来,城市便成为了“文明”的代名词.乡村开始被人们抛弃,一批又一批人来到城市,来圆那个城市文明之梦.但这个梦是否真如一开始所期许的那样进步、繁华、充满了美好的前景?只有来过的人才知道,只有追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当那群为走进城市——这个充满虚荣而诱惑的躯壳——外乡人却被现实的残忍和冷酷打得头破血流时,住在城市中似乎享受着城市带来的繁华与梦幻生活的城市人却在重温着一段段早已逝去的乡村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