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家动员   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共产党   制度优势  

摘要：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自然环境都受到世界各国发展活动的深刻影响,社会突发灾害事件的频率逐渐增加。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极大威胁,各国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类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风险与挑战。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与疾病抗争的历史。自2003年SARS病毒肆虐全球后,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乙型流感、疟疾、霍乱等各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频频破坏侵蚀人类正常生活。尤其是2019年底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它迅速蔓延至全球,具有传播速度快、蔓延范围广、致病发病率高的特点。在这场世纪大考中,各国政府的动员能力与应急管理给出了不同的答卷。面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最紧迫的疫情威胁,中国通过三个方面的有效举措取得了湖北地区新冠疫情防控的初步胜利。此次抗击湖北地区疫情所采取的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高效统一指挥体系,全国医疗资源的整合利用;社会力量科学有序的组织动员,社区战斗功能的突显;社会民生供应的稳定保障,全社会复工复产的有序推动。目前,疫情依旧在世界各地扩展蔓延,在此情况下本文分析总结中国早期抗击湖北地区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突出制度优势,彰显中国力量,为世界各国继续与疫情抗争贡献出中国智慧。本文截取自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报告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至2020年4月29日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这一时间段,以国家动员的视角分析中国的抗击湖北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机制与表率经验,从医疗资源整合效率、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社会民生保障能力三个方面探讨中国抗疫取得巨大成果的原因,梳理我国抗疫斗争中统筹管理联防联控的实践启示,总结我国管控重大危机事件中党的独特优势,以期对推进全球疫情防控管理工作阐发有效的示范作用与参考意义。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县域政府   应急管理   协同机制  

摘要： 众所周知,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但当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却严重威胁到了公众的健康。县域政府作为应对各类公共卫生事件的第一线,担负着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守门人”的作用,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在2003年抗击SARS疫情成功之后,我国各级政府意识到了提高应急管理水平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迅速总结经验教训,并逐渐建立起包括应急预案和应急体制、机制、法制的“一案三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最大程度地控制了之后发生的H1N1流感、登革热、手足口病、禽流感等各类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从应对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应急管理工作已经建设了十余年,但由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到公安、交通、卫生、商务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之间存在条块分割、缺乏有效的合作与沟通、信息共享存在壁垒等难点,在组织协同、决策协同、信息协同等方面存在“碎片化”的问题和短板。因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完善县域政府应急管理协同机制研究”是当前一个重要课题。 第一章基于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提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目标。第二章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县域政府、应急管理和应急管理协同机制进行了概念界定,并以协同理论、整体政府理论和系统论等为理论支撑,同时阐释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县域政府应急管理协同的必要性。第三章以余姚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通过梳理余姚市政府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参与协同的主体和职责,以及构建应急管理协同机制实践,分析了实施应急管理协同机制在防控新冠疫情中取得的三方面成效。第四章分析了当前余姚市政府应急管理协同机制在组织协同、决策协同、信息协同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五章从理念、制度、体制和技术四方面深入剖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县域政府应急管理协同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第六章针对应急管理协同机制在组织协同、决策协同、信息协同三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分别从理念、制度、体制和技术方面提出完善对策。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地方政府   应急处置能力  

摘要： 自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为应对疫情进行不断探索,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态势逐渐由早期压制围堵“封城”的应急状态转为“精准管控、有效救治”常态化疫情防控决策,继而发展成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随着病毒毒株的不断变异,疫情本身不确定性,导致防控难度加大,而如何以最小防控成本换取最大防控成效成为地方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重点。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应急处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归纳,准确理解后形成可供理论分析的规范性研究又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而如何有效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地方政府应急处置的能力成为地方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态势不断变化中亟需关注解决的实践性问题。本文选取武汉市、西安市及上海市三个地方政府在疫情不同阶段为应对突然爆发区域性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过程为案例。深入分析案例中地方政府在应对本区域内突发性新冠肺炎疫情时的应急处置能力,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结合风险管理理论、责任政府理论、协同治理理论,采取案例分析、比较分析以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通过官方网站、资料收集、专家访谈及实地调研等方式获取防控数据,运用地方政府应急处置能力考量评估方法,从应急保障、应急监测与预警、应急响应与处置、应急动员与协调、应急志愿组织和捐赠管理以及常态下防控与社会秩序恢复等几个阶段对地方政府不同阶段的应急处置能力进行综合分析,指出地方政府在疫情应急处置能力中存在的不足,并针对其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的表现分析影响和制约成因,进而有针对性地就地方政府如何更加科学高效决策、以民为本、精准施策,进一步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充分发挥政府驾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服务职能。

关键词： 重大突发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  

摘要： 2020年1月中下旬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建国以来我国传播最迅速,感染最广泛,防控最困难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2020年4月29日我国宣布进入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此后,我国本土疫情整体上呈现零星散发的态势,个别地区偶有小规模聚集性流行,都很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积极良好的疫情形势不断固化,社会经济生活也很快恢复正常。2021-2022年,境外新冠疫情持续高发,尤其是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的出现,对我国外防输入带来巨大压力。从全球来看,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呈大流行态势,是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公共卫生重大事件。南昌市X区是南昌市中心城区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X区精准管控,狠抓落实,全区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保证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有序推进。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也暴露出了X区在重大突发疫情防控中的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通过南昌市X区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常态化防控研究,探索实现统一、高效、权威的常态化防控机制,旨在更加科学规范、反应迅速,有效应对重大突发疫情,从而尽可能减少突发疫情带来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本文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重大突发疫情的相关文献,取得充足的理论支持。其次通过分析南昌市X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现状,进一步摸清南昌市X区重大突发疫情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特点及趋势,理清重大突发疫情防控的工作流程、阶段划分及各阶段主要内容与做法,探讨南昌市X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最后,从防控体系、指挥体系、预警机制、预防体系、队伍建设等方面为南昌市X区提出应对重大突发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对策。同时希望以此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对于重大突发疫情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机制的建立与实施,探索构建起一个更加科学、全面、高效的疫情常态化防控机制和体系。

关键词： 新冠肺炎   老年人   态度   持续性预防行为   认知中介模型   健康信念模型   健康传播  

摘要： 新冠肺炎持续发展和演变对国际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面对病毒威胁的老年人健康问题日益紧迫,传播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健康信息可以较大程度地减少他们的恐惧和不确定性,督促他们应对和处理健康风险。有效的健康传播通过传播已验证的健康信息丰富老年人的新冠肺炎知识,从而改变其认知、态度和行为,最终达到保障他们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目的。风险感知是新冠肺炎流行中的核心要素,影响着老年人的新冠肺炎知识和感知信念。他们对预防行为的遵从可能会因新冠肺炎呈现的阶段而出现变化,在新冠肺炎暴发早期,对预防行为的遵从可能取决于个体的新冠肺炎知识,随着疫情持续向好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对预防行为的遵从可能转向个体的感知信念。本研究采用健康传播视角的历时性研究,以风险感知为出发点,分两个阶段探讨影响城市老年人态度和预防行为的关键因素。第一阶段以认知中介模型为基础,加入风险感知、态度和预防行为三个新变量建构扩展的认知中介模型,探究新冠肺炎暴发早期情境下风险感知如何通过新闻关注、精细化、新冠肺炎知识来影响老年人应对流行病的态度和预防行为。第二阶段以健康信念模型为基础,加入态度变量构建修定的健康信念模型,探究在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情境下,老年人对新冠肺炎的风险感知水平如何作用于其态度和持续性预防行为。研究分别于2020年3月至5月(第一阶段,n=430)和2021年6月至8月(第二阶段,n=430)使用在线问卷和现场面访两种方式收集历时性数据。受访老年人报告了他们对疫情的风险感知水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三个认知中介变量(新闻关注、精细化和新冠肺炎知识,第一阶段)、两个健康信念变量(感知获益和感知障碍,第二阶段),态度(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和预防行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对历时性数据进行配对t检验发现:在两年时间中,城市老年人风险感知水平、态度及持续性预防行为均在减弱和减少。路径分析表明,三个认知中介变量(新闻关注、精细化和新冠肺炎知识,第一阶段)和态度(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介导了风险感知与预防行为之间的关系,新冠肺炎知识(第一阶段)和态度(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介导了风险感知与预防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的新意在于在构建了扩展的认知中介模型和修定的健康信念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健康传播视角的历时性研究探究风险感知对态度和预防行为的影响,明确了新冠肺炎知识和感知信念在疫情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并再次验证了认知-态度-行为体系是一个自控的过程。这些结果表明理论模型在国内健康传播领域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新冠肺炎持续大流行期间,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传播,打破以往静态信息传播模式,实施动态传播以满足城市老年人对健康信息的需求。具体而言,第一阶段中应重点关注风险感知水平和新冠肺炎知识在改变不良健康行为时的强大说服力,第二阶段中应重点关注感知严重性对态度和持续性预防行为的影响,尤其要强调认知在整个历时性研究中对态度和行为影响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社区治理   多元共治   应急管理  

摘要： 近年来,天津城市社区治理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发展变化,多元共治成为社区治理新的发展方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社区治理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保障性作用凸显,尽管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应对举措,但面对治理主体以及利益方的诉求越来越多元化,社区治理仍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基于以上背景展开研究分析,本论文意在弥补社区非常态化治理研究的不足,促进社区综合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另外,通过明确社区多元主体的治理优势,为进一步探索危机状态下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提供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本论文利用问卷和访谈两种调查方式,总结出天津城市社区在防疫过程中存在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服务意识和危机意识不足、参与社区治理的多方主体职能与保障不协调、社区治理资源匮乏、各主体联动机制不健全等,都使得社区在面对此类公共危机事件时,冲突发生的频率高,治理效果不佳。对此,结合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理论基础,本论文从准确把握治理观念发展方向、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框架、提供人才和资金保障、健全应急管理和监督评价机制等4个方面归纳概括出具体的对策方法,以此来完善社区应对公共危机的治理体系,提高天津城市社区的治理水平,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 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   政府注意力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面临的一场影响最为持久、冲击最为巨大、损失最为严重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同样,对于我国来说,这场疫情也全面考验着党和政府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尤其是考验着我国政府在面对复杂危机情景时的科学决策响应能力。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暴发两年有余,我国已经基本有效遏制了疫情扩散,在较大程度上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秩序,实现了疫情防控防治的阶段性胜利。尽管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发展态势仍然严峻,我国也进入到疫情零星散发的常态防控阶段,但从我国疫情防控的整体表现来看,依靠显著的制度优势与人民至上的坚定信心,为世界疫情防控提供了强有力的“中国样本”和“中国方案”。这样的结果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不断探索与努力争取的结果。根据注意力理论,在疫情防控中的中央政府注意力是有限的。究竟将“稀缺”的注意力优先分配到哪些紧急任务的应对之中,体现了政府注意力的配置策略。同时,这种注意力配置的结构随着疫情发展产生的变化又体现了政府注意力的转移特征。鉴于此,本研究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为研究主体,以政策文件和新闻发布会为切入口,依据中央政府网站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栏的110份政策文件和167篇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以注意力基础观、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和风险沟通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运用内容分析法来解构我国中央政府疫情防控中注意力的演化逻辑。从理论上,有助于以动态视角全面审视我国新冠肺炎疫情中政府注意力的不同结构维度之间的演进过程与特征;从实践上,有助于促进我国政府部门总结与提炼疫情防控成功经验,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增强风险沟通水平,从而增强政府公信力。具体来看,本研究首先从政策性注意力与回应性注意力两条路径展开分析,将110份政策文件与167篇发布会文本进行全文本编码,分别构建出政策性注意力、回应性注意力的分析范畴和分析单元。其次,在编码基础上,分析疫情防控中政府注意力不同维度的演进特征,最后归纳其演化逻辑特征。结果分析发现,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体现了政府注意力演进的逻辑特征有三:一是从疫情防控目标来看,疫情防控在政府注意力的双重路径中呈现U型特征,且在疫情防控的探索期,回应性注意力对经济发展明显侧重;二是从关注主体人群来看,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政策性注意力关注对象从特殊困难群众转向社会整体,而在回应性注意力中,困难群体始终是其关注的关键对象;三是在政策工具运用过程中,体现出多元化综合治理的动态化特征,其中在回应性注意力当中供给型手段的相对注意力整体呈现增强态势。另外,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政府注意力的转移变化来看,还需要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对于经济发展主题的供给型政策不足;二是由事件变化推动的政策供给存在滞后性;三是对需求型政策下的疫情防控主体,能否实施有效的监管手段仍有待考证,总体来说疫情防控体系仍需健全。考虑到本研究选取文本的有限性,难以系统反映我国中央政府系统治理公共卫生风险的整个过程,且基于政策的分析与基于发布会文本的分析之间存在一定的割裂。在未来,有待加强政策性注意力与回应性注意力二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的探究,并纳入长期的注意力配置与转移分析,为我国疫情防控的政府决策体系提供更为长效、稳定的经验认识。

关键词： 新冠疫情   危机应对   协同治理   留学生社团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是对世界各国危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考验。其危害性波及校园内部，使远离本土、数以百万计的各国留学生成为弱势群体。采用协同治理体系，同时将基于兴趣爱好和共同价值组织起来的留学生社团作为协同治理主体之一，可以弥补高校应急反应结构单一、整体协同效应欠佳等缺陷，使其在协同应对危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中国高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探索和经验，着眼于全球留学生群体，为高校应对重大校园危机、实现留学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启示。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社会主义“自由”价值观   西方“自由”价值观   比较  

摘要： 2019年末至今,新冠肺炎疫情一直肆虐于全球,世界各国皆展开了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与西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和防控措施,其背后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自由”价值观。论文以中西疫情防控中的“自由”价值观为研究对象,依据“中西‘自由’价值观是什么——中西‘自由’价值观有什么价值原则——在‘自由’价值观指导下中西疫情防控怎么做”的写作思路展开。全文共分为六大部分: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及当前的研究现状。第一章,按照历史顺序对中西“自由”价值观的主要代表性观点进行罗列,为后文集中讨论疫情防控中的中西“自由”价值观做有效铺垫。第二章从疫情防控角度对中西“自由”价值观的内涵进行比较,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中国坚持“现实的自由”、“自律的自由”以及西方坚持“抽象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第三章从疫情防控角度对中西“自由”价值观的价值原则进行比较,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突出“集体主义”、“生命至上”和“居安思危”,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围绕人民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而西方提倡“个人主义”、“资本至上”与“及时行乐”,坚持以资本利益和个人利益为先,在疫情防控中将重心放在保经济之上。第四章,从多个方面论述中西的疫情防控措施,以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并对中西疫情防控的成效进行分析。中国疫情防控速度快、力度大、效率高,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防控格局,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疫情防控的胜利;而西方未能秉持客观、科学的态度,未能联动各方积极对抗疫情,导致众多西方国家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第五章,在前文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自由”价值观的优势以及西方“自由”价值观的本质和弊端进行阐述,提出推动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疫情防控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结论。在“自由”价值观的认识上,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捍卫人民利益。在疫情防控中,我们要以“集体主义”和“生命至上”为底线原则,各国应该共同出力、团结奋战,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关键词： 技术治理   技术嵌入   社区治理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区治理的模式不断发生变化,社区治理创新空间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方式、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推动着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在风险防控方面显得格外重要。本文在梳理技术治理和社区治理有关研究的基础上,以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背景,基于技术嵌入理论并结合实践构建分析框架,以南京市X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为案例进行分析,解析了技术嵌入到社区治理后引发的治理变化、治理效能和治理难题,最终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技术嵌入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途径,技术赋能提高了信息交换的效率,便于人员的追踪与安全监控;在制度层面技术与制度的互构,重塑制度模式,适应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赋权参与主体促进公众参与治理,有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但是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治理难题,如对特定群体产生忽略、居民参与有限、技术嵌入深度不足等问题。对此,结合技术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以及行动者层面提出优化路径,以期对技术嵌入理论进行中国基层治理场域的合理化改造,推进本土使用进程,并为其他地区的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参考,为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提供实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