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眼底筛查门诊   应急管理   防控对策  

摘要： 目的:探讨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对儿科眼底筛查门诊的应急管理与防控对策.方法:运用现代应急管理方法,制定新冠防控对策,对医护人员眼部及全身进行防护,严格实行眼底筛查器械清洁消毒制度.同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收集四川省某三甲医院儿科眼底筛查门诊就诊患者及医护人员的情况,共收集数据2013份.结果:通过收集问卷调查,未发现患者及医护人员感染病例.结论:眼底筛查门诊应急管理与防控对策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障了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防控能力   边境县   应急管理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为突然发生的、范围较大的的公共卫生事件,已经对全球造成巨大危害。中国作为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安全“孤岛”实际上也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尤其是陆地边境地区首当其冲,成为疫情防控的前线。云南省边境县因其特殊地缘政治环境、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使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表现出更大的复杂性、脆弱性和重要性,对国家整体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因缅甸和印度的疫情形势更为严重,因此,地处中缅边境的瑞丽市面临的疫情防控任务更为严峻,并在实际上发生了几轮反弹。本文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瑞丽市为例,以应急管理理论为指导,针对该市在新冠肺炎疫情事前、事中、事后防控采取的具体措施,研究其防控能力存在的短板和问题,探索增强云南省边境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建设的有效路径。论文主要从四大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云南省边境县的特征及其例证点的选取说明。第二部分是从一般层面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概述,并阐释相关理论与研究主题的契合点。第三部分以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态势的数据呈现切入,依据应急管理理论,以时间脉络为逻辑,梳理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爆发过程中和后期三个时间环节采取的防控措施,分析瑞丽市疫情防控过程中凸显出的短板和问题,并研究其防控失利的原因。第四部分,论文运用唯物辩证法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将瑞丽市作为边境县(市)的个案分析拓展至云南省边境县的防控能力建设研究上,以应急管理理论、边疆治理理论和韧性理论为指导,提出云南省边境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提升的对策。对策主要聚焦于防控前期、防控中期和防控后期等关键环节,以提升云南省边境县(市)的城市韧性为着眼点,从环境韧性、制度韧性、组织韧性、社区和个体韧性的建设维度提出建议,使面临各项复杂难题的边境县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能力建设更具基础性和长远性。简而言之,本文旨在以疫情防控难度最大的瑞丽市为案例,理清云南省边境县在疫情防控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现实困境,并在边疆治理的框架下探寻城市韧性治理理论和应急管理理论在条件复杂的云南省边境县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的思路,从而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边境地区传播蔓延的速度和广度,将境外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第一时间挡在国门之外,筑牢边境卫生安全屏障。

关键词： 公共卫生治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肺炎疫情  

摘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各类风险因素也在逐步增加,风险社会正在加速到来。一方面,从2003年的SARS事件到2013年的N9禽流感事件再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人类与传染病相伴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传染病疫情的泛滥对公众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制约了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敲响了警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属于一起较为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在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严重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短板与不足。因此,如何有效阻断重大传染病疫情扩散、加强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宏观背景,以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体制机制及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防控中的实践运作情况为考察对象,具体探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其深层次原因,从多元角度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路径的拓展、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参考和引导意义。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家庭医生   满意度  

摘要： 目的:通过比较分析武汉某社区抗击新冠肺炎举措实施前后家庭医生服务的满意度变化,总结疫情常态化时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改进措施,为进一步优化家庭医生服务提供参考。方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后,该社区采取一系列科学防控措施,通过调查问卷对比分析防控措施前后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满意度变化,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满意度明显提升。但社区病房业务萎缩,居民对诊疗服务、转诊服务满意度下降。结论:家庭医生对居民的连续性、责任制管理以及社会各服务部门的配合,形成多方位、人性化、易协调的家庭医生团队服务是值得推荐的模式,但改善社区病房业务用房,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方面仍需加强。

关键词： 习近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新冠肺炎疫情   合作共赢  

摘要：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流,以西方为主导的霸权主义思想和强权政治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目前,全球化发展显著,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依存度越来越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格局,各国利益高度相融,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伴随此,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恐怖主义、粮食安全、全球变暖、经济失衡、难民问题等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不断出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影响着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更是凸显出人类命运与共的特点,以西方为主导的“利己主义”思想和“普世价值论”难以解决全球面临的各种危机和挑战。面对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合作共赢成为了世界发展的主流。时代孕育思想之母,呼唤新的理念,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新的观念和方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发展趋势,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发展潮流,旗帜鲜明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为解决全人类的共同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本文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从四个方面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进行深入探讨第一部分主要从形成背景、理论渊源、主要内容方面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概述。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发展不断加深、共同危机愈加频发,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吸收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五位一体”的战略思想。第二部分主要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出发论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践面临的挑战。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面临着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挑战、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文化隔阂的冲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第三部分主要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践的意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有利于中国树立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进一步增加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倡导合作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互惠的发展模式更好地引领全球化健康发展;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关系的形成,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第四部分主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论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践的原则和路径。为了更好地应对疫情,推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一方面要坚持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绿色低碳原则。另一方面要树立“地球村”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杜绝污名化和疫情政治化,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要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维护多边主义;要加快形成国际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推动全球抗疫形成最大合力。

关键词： 政策变通   新冠疫情   委托代理  

摘要：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尤其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二级响应期间,各级政府响应政策密集出台,作为镇一级行政单位,一方面自由裁量权被无限放大,另一方面面临着执行困境,由此出现了一系列的政策执行变通行为。从政策执行理论入手,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对政策变通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探索,主要体现在,政策变通行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分为哪些类型,他们的起因、条件和发展空间是什么,不同类型的政策变通又如何演变,最终引申出如何将政策变通作为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结合点,推动政策更好实现目标。把政策变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作为分析镇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重要理论框架,选取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基层干部的不同变通行为类型,访谈了多个不同群体,深入探讨了基层干部政策执行变通现象。通过以上研究,得出如下发现:一是基层干部政策执行变通行为,基于目标不变的前提下是对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有效补充,是政策制定者应该重点关注的现象。二是基层干部政策执行变通行为主要有自定义式、选择式、敷衍式、替换式四个类型,带来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别。三是探讨了政策执行变通现象的起因、条件和空间,分析了其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并就不同分类结合最终演变反馈,还原了政策执行变通过程。四是从政策执行变通行为规制方式来看,要鼓励能够推动再制定式的政策执行变通,制约基于主观原因偏离目标的政策执行变通,由此风险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政策执行环境保障是政策制定者需要综合考虑的要素,执行者自利倾向是最应该制约的主观因素。五是从政策渐进调试方向,提出了以信息共享为核心的三条政策供给端和政策需求端结合点,推动政策渐进调试。论题关于新冠疫情政策的执行变通行为,可以为相关政策制定更加科学,政策执行更加有效提供借鉴。政策执行变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实证,丰富了政策执行理论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了对政策变通行为的实务研究。也期望能够通过探讨,让各界关注基层政策执行变通现象,科学精准施策。

关键词： 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疫情   海外华人   媒介形象   爬虫编程  

摘要： 论文通过爬虫编程抓取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社交媒体数据，探讨了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海外华人媒介形象的建构问题。论文认为，在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风行的时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社交媒体中的海外华人媒介形象呈现多元类型，既有在祖(籍)国和住在国“双重”的抗疫防疫形象，也有在祖(籍)国和住在国“双重”的被质疑者乃至被歧视者形象。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3月中下旬，海外华人在中国曾遭遇严重的负面形象危机，但很快通过政府“稳定器”、主流媒体“把关人”、受众“自净化”等机制实现形象修复。其启示之一是媒介形象修复依赖于“现实社会—媒介—受众”三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启示之二是开放的网络环境，虽然会生成大量夸大信息和不实信息，但同时，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受众，可以通过主动发声以及辩论讨论，消除误会，弥合分歧，激活理性健康的正能量。此次疫情，对于海外华人的网络媒介形象构建，有“危”，更有“机”。

关键词： 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管理处置   基层政府   乌鲁木齐市  

摘要： 当前,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我国仍保持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发展局面。新冠肺炎疫情,以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对基层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产生了巨大挑战。特别是乌鲁木齐市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特殊地缘政治特点,基层政府长期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重点工作目标,如若不能及时有效地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处置,不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更会对社会稳定成果造成巨大损害。因此,如何及时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高基层政府的应急管理处置能力,对于统筹平衡基层政府的工作任务,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工作效力至关重要。论文以乌鲁木齐市B片区管委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将基层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以公共治理和公共危机管理等理论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法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阐述乌鲁木齐市基层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现状。论文通过调查分析法,并结合现状设计调查问卷,向基层政府服务对象发放问卷80份,回收问卷80份,问卷回收率100%,问卷有效率100%;对15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到乌鲁木齐市基层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各部门间缺乏协同机制、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繁复且标准不一、疫情防控工作力量薄弱、现代化疫情防控手段作用发挥不强、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管理工作存在漏洞等问题,并分析总结了问题形成的原因。通过借鉴国内其他城市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成果,提出了加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协同机制建设、明确各部门权责划分、加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发展现代化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系统、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管理五方面工作建议。

关键词： 基层政府   农村社会组织   吸纳   参与  

摘要：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和农村治理格局的改革,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组织与政府呈现了一种新的互动方式,即政府吸纳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并策略性的支持与控制不同类别的农村社会组织。在这种互动关系下,政府一方面鼓励农村社会组织的参与,另一方面又防范农村社会组织,对农村社会组织并不完全信任。换言之,农村社会组织的参与不是完全自由的,它是政府控制下的有限自由。因而,在有限自由参与的情况下,如何既满足政府与社会的需求又满足自身的发展,是农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以公益类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借鉴已有文献,初步探讨了农村社会组织的概念特征、参与类型,政府吸纳农村社会组织的目的,以及政府对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然后基于行政吸纳服务理论,通过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等方法,探索农村社会组织吸纳式参与的运行机制与完善路径。首先,将农村社会组织的有限自由参与定义为“吸纳式参与”,界定吸纳式参与的概念、特征,构建吸纳式参与的分析框架。其次,在此基础上选取T县志愿者联盟参与T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案例,探析吸纳式参与的运行机制。再次,从基层政府与农村社会组织两个方面分析了吸纳式参与的互动意愿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基于政府职能转移界限不清晰、吸纳机制不完善、资源扶持力度小,农村社会组织参与能力弱、参与动力持续性不强以及独立性较弱等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吸纳式参与的完善路径。基层政府方面包括转变观念、完善吸纳机制、加大资源支持力度等。农村社会组织方面包括加强内部建设,提高参与能力;加强外部联系,提高参与机会;在依赖中寻求自主,保持独立性等。

关键词： “碎片化”参与   整体性视角   合作机制  

摘要： 2019年末,全国陷入了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困境之中。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们通过发挥专业优势,为居民提供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困难帮扶等服务。值得肯定的是,社会工作在此“全民抗疫”国家战略部署中被纳入专业服务力量队列,一方面说明社会工作在前期抗疫工作中的积极参与和专业贡献得以显见并得到政府的认可,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工作在当前和今后的抗疫工作中将有更广阔的行动空间和更艰巨的专业任务。那么,在参与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社工机构在应对突发公共危机时应以什么样的工作视角进行工作?应建立怎样的合作应急机制?应以何种力量助力社工机构整合资源促进合作?本研究试图以W市R社区内W、L、S机构参与疫情防疫工作为个案来回答这些问题。新冠疫情属于公共卫生危机,对之的应对与公共危机管理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指出,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危机的应对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参与,需要构建一个具有全面整合性的危机管理体系,以保证多方参与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新冠疫情的应对亦然。本研究以此为起点,试图立足于社会工作者和机构,通过梳理危机应对的应然性要求和他们实然参与方式间的差距,凸显出社会工作在参与疫情防控这类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不足和面临的困境,并对此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建议。文章由此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旨在交代该研究的缘起、分析思路、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论述了疫情防控时期民众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而提炼出公共突发事件中民众问题的个体集中爆发和群体问题的综合爆发的特征。据此分析出在非常态下解决民众问题的视角应为整体性、统一性的视角。第三部分聚焦于实际中的社工机构的工作状况。总体上社工在非常态时期工作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具体表现在,社工工作者的“散化”,社工机构行事的“单行”现象,以及机构间合作工作的工作环“不闭合”现象。关注于上述实际问题背后的原因,分为常态时期和非常态时期进行论述,常态下社工机构行事遵循事本主义,有存在竞争关系、价值和利益冲突;非常态下,政府职能部门的应急机制呈“碎片化”;社工机构直接将常态下的工作模式嫁接到非常态下;社工机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尚不足;民众对于抗疫力量的期待存在着差异。第四部分结合社工参与疫情防控时的工作不足之处及其背后原因,从枢纽平台建设、能力提升、制度提升三个方面提出改进措施。本文第五部分的主要内容为结语,在这一部分中负责总结全文,同时指出并反思了本文中存在的部分缺陷,并提出对于未来的期望。常态下社工机构的工作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将常态之下应对的方法嫁接到非常态下,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新旧不足叠加导致社工参与疫情防控问题颇多。本文最终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首先提升社工自身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和与其他机构协商、合作的能力。进而建立枢纽性的社会组织,整合场域内的可用资源,引导社工机构形成拥有良好互动的合作机制,并进行管理。最后完善制度,将社会工作纳入整体性治理体系之中,使得社会工作专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协商合作,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