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纺织品
电子信息产品
贸易潜力
贸易效率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摘要:
俄乌战争和新冠疫情深度改变了全球贸易分工格局。欧美等发达国家基于制度、规则以及价值观认同而构建排他性和歧视性的区域经济联盟极有可能对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和流向产生严重干扰和冲击。尤其是美国曾多次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理由,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参与正常的国际市场竞争进行制裁;但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为了缓解美国创纪录的通胀压力,又不得不考虑取消上届政府对中国一般商品加征的部分进口关税。由此可见,欧美国家基于制度差异分歧试图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政策倾向在不同产品的贸易领域可能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本文选取2004年—2021年中国对欧美主要国家纺织品服装及电子信息产品的双边贸易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制度差异对中国与欧美主要国家纺织品服装及电子信息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首先将制度差异划分为正式制度差异(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差异(文化距离),并基于进口和出口贸易两个视角比较分析了正式制度差异和非正式制度差异对中国与欧美主要国家纺织品服装及电子信息产品贸易潜力影响的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发现,正式制度差异对中国与欧美主要国家纺织品服装及电子信息产品贸易潜力均具有抑制作用,且相对于纺织品服装而言,正式制度差异对中国与欧美国家电子信息产品的贸易潜力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非正式制度差异对我国与欧美主要国家纺织品服装贸易潜力具有促进作用,而对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具有抑制作用。最后,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与欧美国家贸易合作潜力的相关对策:一是要全面深化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一体化进程,二是强化中国在欧美市场的核心枢纽作用,三是优化商品贸易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四是加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确保产业链安全的同时兼顾贸易效率。